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
在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中，以木活字居多，主要缘由是木活字制造较易，本钱较低，过去发现的西夏文、回鹘文活字都是木活字，其他著名的木活字印本除见诸文献记载的如王祯排印的《旌德县志》、马称德排印的《大学衍义》外，清乾隆中《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萃文书屋《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所谓程甲本和程乙本《红楼梦》）等最为有名，至于占活字印本数量最大的家谱、《京报》等大多也是用木活字排印的。木活字的缺陷在于运用后由干湿等要素容易变形从而影响印刷品的美观，保管时间不长（不过，这个要素似乎能够疏忽不计，由于目前见诸记载的，活字被弃用常常并不是其保管问题，而是其他非技术要素）。

（程甲本《红楼梦》）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铁活字以及合金活字等等，其制造大致有两种方式，即镌刻和铸造。镌刻活字以康熙末年设立的铜字馆为代表。为了印刷《古今图书集成》，铜字馆总共制造了铜活字1,015,433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明白记载了刻字的价钱，同时，还制造了大约18万个无字的铜活字备用，据此知康熙时铜字馆的活字是先制造（应该是铸造）无字的铜活字，然后将文字镌刻在上面。[32]至于王祯《农书》中所提到的“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之“铸锡作字”，是直接铸造锡活字还是先铸造无字锡活字后再在上面刻字或者是先铸造有字的锡活字后再镌刻修描，现已无法考证，不过，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古代朝鲜，活字大多铸造，因而采用这种办法也应当是有的。

与雕版相比，活字最大的特性是一次性制造，长期运用，即便是排印同一种书，活字亦可“屡印屡换”，重复运用，这样能够用较少的活字排印大部头图书，通常准备二、三十万个活字即可排印普通图书，清康熙时武英殿铜字馆制造了上百万个铜活字，一方面是皇家财大气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为排印篇幅达10,04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需求很多组工人同时操作，故准备的活字较多；而乾隆中擅长理财的金简仅仅制造了木活字253,500个，就排印出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400卷。仅仅从刻字的角度而言，假如可以长期重复运用，它花在刻工上的钱要比雕版俭省很多。另一方面，由于活字“屡印屡换”，因而排好的书版在刷印后必需马上拆排以备后面继续运用，因而，活字版是一次性的，不能像雕版那样开端时印几十部书，假如销售好，再按需印刷，以后还能够将版片租赁、转让。五代时四川毋昭裔雕琢了《文选》《初学记》以及《九经》、《诸史》，其板片入宋后其子孙还继续运用，刷印书籍售卖，致使“家累千金”[33]。从印刷史上看，假如没有战争、自然灾祸和其他非正常要素的影响，假如管理得法，雕版能够不断持续运用数百年，著名的南宋刻“七史”，入元后版片存于西湖书院，后来经过不时修板，直到清嘉庆年间因江宁藩库失火才被毁，其间不断都在运用，刷印之书存世数量也十分多。宋代王淇在苏州曾用公使库钱刻印杜甫的集子，一次印刷达万本之多。[34]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曾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停止过一番调查，依据他的结论，假如管理得法，在其生命周期之内，一副书板所印图书的数量可到达六千到三万部之多。[35]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活字印刷是一种更先进的技术，但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技术，对工匠的请求比雕版印刷高得多，从活字制造到检字、排字、刷印、归字，都需求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匠来操作。换言之，活字印刷关于工匠的请求更高，对专业工匠的依赖性也更强。由于活字能够长期重复运用，所以在活字转让出卖或者租赁时，会呈现“字随人走”或“人随字走”的状况。明隆庆时，福建人饶世仁、游廷桂在锡山准备用铜活字印行《安定御览》，因财力有限，三年时间仅成非常之一、二，其后周光宙从饶氏手中购得半数活字，另一半活字为同乡顾肖岩、秦虹川二家购得，于是周光宙与顾、秦磋商，并用其家藏旧本校正，继续排印《安定御览》，仍由饶世仁、游廷桂担任排版，故周堂（光宙子）序后有“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摆，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字样，王重民先生剖析其原委说：“盖饶、游既售出其活字，反主为奴，仍佣于是役”[36]。其实，这正阐明了活字排印的专业性，假如周光宙仅仅是购得了饶、游活字并与顾、秦合股，而没有排字纯熟的工人，也是不行的。活字印刷的这一特性，使得其在提高上很难与雕版印刷相抗衡。

（活字本《安定御览》）

活字的优点是与其特性相关的，金简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所附奏折中首先就阐明了采用活字印刷的优点：

武英殿现存书籍核较，即如《史记》一部，计版二千六百七十五块，按梨木小板，例价银每块一钱，共该银二百六十七两五钱；计写刻字一百一十八万九千零，每写刻百字工价银一钱，共用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两，是此书仅一部已费工料银一千四百五十余两。

而采用活字印刷，则可大大俭省：

今刻枣木活字套板一分，通计亦过用银一千四百两，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即或刷印经久，字画糢糊，又须另刻一分，所用工价亦不过此数，或尚有堪以检存备用者，于刻工更可稍为俭省。如此则事不繁而工力省，似属一劳久便。[37]

不过，金简并未将活字印刷在检字、排字、刷印、归字等环节方面比雕版高出的费用，也未计算雕版长期运用的潜在价值。

活字印刷技术的特性决议了其适用范围。首先，活字印刷从时间的维度上看，是一种“一劳久便”的技术，一次制造活字、底盘及其他部件后即可屡次运用。但是，要做到屡次运用，就必需屡印屡换，即沈括所说“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因而，它的适用范围也就能够大致划出：

一、一次性大批量印刷更能展其所长：“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38]；

二、活字印刷能够直接排版印刷，从而节约本钱。“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39]不像雕版印刷前期“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当然，这是有前提条件：活字是现成的；

三、活字印刷，乃“印书省便之法”，印版“屡印屡换”，能够快速排印、快速出书，也能够快速换印他书。因而，活字印刷特别合适快速出版、暂时出版。

固然活字印刷从技术上具有上述特性、优势，也有一些特别适用的范围。但是，一项适用技术，当其面向市场时，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假使可以顺应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性与市场需求，自能得到安康开展，反之，亦必然遭到局限，以至有可能成为其开展的阻力，而这一点，才是决议中国古代活字与雕版印刷技术谁主谁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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